特别程序的适用因其节约案件审理的时间，减少因证人不出庭的开销的优势，得到许多法官和律师的支持。

这是否意味着晚期的拉德布鲁赫不再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五分钟法哲学》的第五部分，拉氏指出，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要比任何法律规定更强有力，确实，它们在具体方面还包含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为它们造就了一个稳固的地位，而且在所谓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获得了如此广泛的赞同，以至于尽管某些人依然持怀疑的论调但它们经受住了质疑。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取舍，以决定优先实现形式正确性还是实质正确性。

持平行关系说的学者同样认为两个公式在性质上并无区别（既是法概念命题、也是法效力命题），但坚持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法概念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法是什么，而法效力则涉及法是否应当被遵守与适用。因为在最低限度的非相对主义立场之下，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大家都认可的基本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违背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正义的，而违背这些价值的制定法从每个参与者的法概念出发都不在法的范围之内。所以，拉氏的伦理学相对主义必然要嫁接论证理论，而前面说的权衡就是论证的一种方式。[38]似乎可以认为，在不能容忍公式中，参与者的视角又实现了统一，遵守和适用完成了并轨。

在此与本文相关的是第（1）和第（4）个方面。而拉氏证明人权获得广泛认同的依据是几个世纪的努力和它们进人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之中。[22] 巴西境内有近400万的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s），约占总人口2.5%，分为数百个族群。

[27]总之，制度研究，理论先行。而在这里的间接承认方式中，行为人承担的则是国家法上以韦伯所谓的国家特有的武力[28]为最终保障的法定责任。[3]总之，出于周延性的考量，本文采用更加大而化之的国家法的表述。它是一种共同的行为方式，生活的规则和秩序，对民族生存、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33]申言之，域外资源可从国际法和外国法两个层面考察。显然，广义的习惯包括了狭义的习惯和习惯法。

如《物权法》第85条将相邻关系的处理规则规定为：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11] 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梅因、卡特、伯尔曼、赫尔佐克，社会法学派的萨姆纳、韦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的恩格斯，都对进化命题有过相应的阐述。如《罗香七村石牌》第15条规定：若系械斗，误会打伤打死人命，男命赔偿填命三百六十两，女命二百四十两。因此，在国际视野下促进国内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无疑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用。

[9] 本案案情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牧民闹者，于1978年10月16日被生产队派遣看守草山，与  另一牧民才秀因牲畜吃草问题发生争执。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而未参照的，必须有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在规范范畴上，目前集中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规范的变通作用完全通过单行条例实现，而自治条例的变通功能尚处沉睡状态，亟待唤醒。其二，综合性民族立法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以菲律宾1997年通过的《土著人民权利法》为典型。

1998年巴西《宪法》第231条规定：必须承认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语言和传统，以及他们对其依传统占有的土地的原始权利。这是因为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种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是民族文化的反映。

[6]也有学者指出：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区别为，法律规范在国际法律秩序的统治范围内，要求具有无处不在的有效性。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35。

其三，充分发挥自治法规在少数民族习惯法承认过程中的独特作用。[38]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往往与国家法在特定层面上呈现出分工配合的关系。[20] 第二，国家法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标准。[17]此外，《合同法》第22、26、60、61、92、125、136、293、368条中提及的交易习惯，倘属于少数民族交易习惯法的范畴，则也有可能构成此种间接承认的类型。虽然近年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第三领域的观点甚嚣尘上，但两者在生成机制和效力来源等根本属性方面的异质性却仍是不可否认的。必须指出，国际法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习惯法规则。

这些都属于抽象承认范畴，其重点在于基本立场或原则的宣示与确立。一方面，在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习惯法构成了国家法的最初渊源。

而这些心理压力产生的重要基础，无疑是特定范围内的熟人社会（face-to-face society）。有学者即指出：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即所谓社会的创造物，如惯例等）是在边缘地带流变的，且它们的相互关系跟随着社会的变迁，因此是历史的。

郑鹤瑜：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其解决，《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参见郑毅：论民族法学本科教学中案例的选择与运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期，页116-117。

作为纯粹的民族立法形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成为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承认规范渊源的富矿区，但实践中这一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地发挥。饭店不同意退钱，双方遂发生争执，饭店老板说：你们回族就是怪，猪肉有什么不能吃的。（一）缓解国家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冲突 由于文化停滞和物质水平的影响，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之间存在广泛的冲突。可见，国际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一般采概括性直接承认的方式，但大多局限在中观的层面，而直接针对本文论题的微观视角则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立法层级来说，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再到自治法规，都存在大量的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直接认可的规范，专门的研究成果业已问世。在笔者看来，这些均属于广义行政执法的不同表现形式，故仍以行政执法涵括之。

而由对域外制度经验的分析借鉴可知，这种承认的进一步完善须基于三个关键问题的厘清，即传统认知误区的克服、基本理论解构的纠偏以及包括法律解释、案例指导制度等手段在内的适恰制度路径的选择与运用。习惯法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传承优秀、合理的因素，同时也不断扬弃和淘汰不合理的因素，它实际上是习惯法规则在特定的社会和法治发展阶段为在主流社会中寻求足够生存空间而不断作出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以及自我完善的过程。

【摘要】国家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两个相互区别又密切关联的规范系统，法制实践中对于两者关系的调谐，主要体现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参见[美]戴维·莱文森编：《世界各国的族群》，葛公尚、于红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537。

[28]究其原因，指导性案例论证进路的普适程度、相关操作规则的缺乏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1]笔者认为转化的内在动力至少有三。[42]在事项范畴上，变通规定过分集中于婚龄等有限的几个问题上，对大量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并未予以具体的规范评价。二是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为同一行为。

联邦有责任区别它们、保护它们、并保证尊重他们的所有财产。虽然在通常的学理解释中，排斥习惯法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之义，[29]然而这种认知在实践中却并非铁板一块。

次日，闹者的母亲拿现金100元到被害人家求情，后来请宗教人士和原部落头人的后裔出面调停，并赔偿命价6000元，被害人亲属方才罢休。[43]我国已有这方面的尝试，但实际效用难以令人满意。

事实上，这种对于内在构成要素进行优胜劣汰的发展模式就直观体现为习惯法不断接受来自于代表社会主流规范标准的国家法的审查、鉴别、选择和承认并进行反馈的过程。如1987年菲律宾《宪法》第17章14条规定：政府应当承认、尊重和保护土著文化社区和发展期文化、传统和制度的权利。